意大利法学著作推荐：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篇

编者按：作为罗马法的故乡，意大利有非常悠久的法学传统。许多同学对意大利法学作品非常感兴趣，但有时不知从何读起。这一期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意大利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作品的推荐，挑选了五本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分别代表几个时期的不同流派：文艺复兴末期、开启西方政治哲学现代性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古典时期，精英理论代表人物帕累托的《精英的兴衰》；二战后，自由左派博比奥的《权利的时代》《民主的未来》，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然，意大利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远远不是这五本书可以涵盖的，如果有本文没有提到、但您认为值得一读的作品，欢迎在评论区中补充！

作者简介

Claudio，博洛尼亚大学硕士生。

一、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一）推荐译本：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高煜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二）作者介绍：

说到意大利政治哲学，不少人第一个想起的都是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0-1527）。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尚未统一，他所效力的是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出身佛罗伦萨贵族，接受过良好教育，成年后投身政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佛罗伦萨的跌宕历史息息相关。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原本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被推翻，佛罗伦萨进入了共和国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的仕途，从事外交和军政的事务。他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了国民军（在此之前，意大利的军事制度的主流是雇佣军制）。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回归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此前的仕途也就此终结。他被罢免了职务、所创建的国民军被解散，甚至他还一度身陷囹圄。但纵使他已解甲归田，却仍放不下治国经世的情怀。只不过，他的政治宏图从仕途走向了理论。正是在这段归隐时期，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君主论》《论李维》这两部传世之作。

马基雅维利人生的转机出现在1519年。这一年朱利奥·美第奇（Giulio di Giuliano de' Medici）取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他重新启用了马基雅维利，向他咨询政务。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论战争艺术》。1523年，朱利奥当选教皇，即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VII），他命马基雅维利编写了《佛罗伦萨史》。但好景不长，在1527年罗马之劫的同时，佛罗伦萨也爆发了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恢复了共和国。罗马之劫宣告了文艺复兴的落幕，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建也彻底终结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作为美第奇家族曾经的座上宾，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被共和国启用了。马基雅维利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清闲却又苦闷的时光，最终于1527年离世。

马基雅维利的一生是颇具争议的。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创立了国民军，却也在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反复横跳。他告诉人们智慧，但也被认为是为僭主献言。他留下了许多旷世之作，却也留下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名”。但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上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只要翻开《君主论》，您就一定会被其中超越时代的智慧所打动。

（三）推荐语：

即使没有读过马基雅维利，您也一定曾听过“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词。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往往带有一定贬义，甚至莎士比亚都曾用“Machiavel”来形容不道德的投机者。那马基雅维利本人是否就真的如“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般“不道德”呢？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君主论》本身去看看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

在《君主论》第15章，马基雅维利有一段著名宣言：

“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

在此处，他宣布了与过去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割裂。这种传统的代表，就是柏拉图和《王制》、亚里士多德和《政治学》、西塞罗和《论共和国》，等等。这些古典政治哲学家讨论的是“最好的政制”“人应该如何生活”，以及正义与德性。但马基雅维利不是，他关心的是现实的权力运作。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不讲道德”：他不关心言辞中的国家，而只关心“事实性的真理”和现实的统治；他不认同德性是必须坚守的，只要有利于统治，手段可以不那么符合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公益。马基雅维利的公益虽然不如古典政治哲学家的“正义”那般高尚，但也更切实。他想要实现的公益，就是让人们不受外族的支配，不受僭主的统治，让法律统治，让生命得到保障，让每个公民得到财产和荣誉，最后实现国家的荣耀。当时的意大利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各个城邦各自为政，外部势力支配了意大利的政治，这样的现实让马基雅维利痛心，让他决心改变这个局面。在这个层面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名对马基雅维利本人来说似乎并不公平——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邪恶的人，只不过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古典政治哲学有所不同，他从理想走到了现实。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分歧也带来了政治哲学的革新。与古典政治哲学相对，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人应该以人实际如何生活而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作为方向标，并认为命运能够或应当被控制。此外，马基雅维利也对宗教在政治思想中的强大影响力展开了批评。要知道，马基雅维利所生活的托斯卡纳正是天主教统治的核心区域之一，想要从政治中去除神学的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学者对马基雅维利的贡献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施特劳斯评价马基雅维利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因为他颠覆了支配古典政治学的古典德性理论和基督教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更是将马基雅维利评价为“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君主论》——若我们想要理解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想要理解政治哲学是如何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走向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时代，那请就翻开马基雅维利在茅庐中写就的这本小册子吧！

（四）延伸阅读推荐：

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6年。

刘玮：《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二、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一）译本：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宫维明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二）作者介绍：

一般而言，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并不被看作为一个法学家或哲学家，而更多被看作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是，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很难绕过这位学者。而本书作为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的代表作，放在本次书单的主题下讨论也是合适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累托是意大利现代社会科学的先驱之一。我们经常会把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追溯到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这种范式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从先验到经验的转变，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在19世纪意大利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新康德主义和理性主义。帕累托正是较早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意大利学者之一，并且他的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人们经常将他作为这一时期意大利社会科学的代表。在此可以顺带一提，还有一位意大利社会科学的先驱对我们法科生来说也很熟悉，那就是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即“天生犯罪人论”的提出者。意大利犯罪学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未来我们可能会再做一期著作推荐，介绍意大利犯罪学派。

让我们重新说回帕累托。除了作为研究范式上的先驱者，帕累托在政治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认为社会永远由少数精英所统治和主导。这种理论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最好的政制”，即哲人王的统治。而在意大利学术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也为精英理论贡献了许多思想资源。除了帕累托，精英理论的代表学者还有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人。精英理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曾非常有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者的思维方式——我们会更重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的运行，却忽略了社会中许多的微观权力场域。以至于在一百年后，福柯大声疾呼——我们要在政治理论中“砍掉国王的脑袋”。

帕累托的范式倾向或许源于他早年学习工程专业经历。另外两位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孔德和斯宾塞也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帕累托早年在铁路工作，也曾热衷于政治。他曾深受瓦尔拉斯和库尔诺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很幸运地结识了瓦尔拉斯，并受到瓦尔拉斯的赏识和提携，并接替瓦尔拉斯成为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晚年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走得比较近，这也成为了他和他的精英理论备受争议的一点。

（三）推荐语：

《精英的兴衰》是一本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却被认为是精英理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帕累托在这本书试图证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他将人类历史描述为“精英的不断更替的历史”，即新的精英取代了旧有的精英成为了统治阶级，但少数精英统治多数人的结构却永远不会改变。

帕累托认为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的。精英是指最强有力的、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但精英不可能永远维持统治，它必然面对新兴精英的威胁。帕累托认为当一个精英衰弱时会同时出现两种迹象：一方面，正在衰落的精英会变得比较温良恭俭，比较有人情味，同时也不太能捍卫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对其它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自己的非法侵占物，而且大量鲸吞国家财产。而这两种情况的共同作用会导致这个精英的灭亡：一方面，它放弃了从前的暴戾去压制反抗；另一方面，它不断地贪婪汲取更加激化了矛盾。当精英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和它所支配的捍卫这一权力的力量之间失衡时，它就失去了统治地位。帕累托认为，法国大革命中贵族的灭亡就是这个规律的代表性案例。

精英理论对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似乎历史只是循环往复，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永远也不会达到。这种理论也极具争议，无法摆脱为统治阶层辩护的嫌疑。事实上，精英理论也曾经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为法西斯的专制提供了正当性。在帕累托晚年，他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走到了一起。不过，他在1923年就去世了，并没有看到法西斯给世界带来的真正灾难。如果帕累托能更长寿一点，或许他会更加慎重地考虑精英理论的一些问题。

（四）延伸阅读推荐：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赫鹏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年。

或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宋国友、包军等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注：莫斯卡也是意大利精英理论的代表学者。这两本书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相比《精英的兴衰》这本精辟的小册子，这部作品会更丰富、系统地介绍莫斯卡的精英理论。

三、诺伯托·博比奥《权利的时代》

（一）译本：

诺伯托·博比奥：《权利的时代》，沙志利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作者介绍：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1909-2004）是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曾长期任教于都灵大学，退休后被任命终身参议员，是一位对意大利政界有着超凡影响力的学者。

博比奥出生于都灵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因此他早年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一时期，他还没有对政治产生兴趣，反而痴迷于英语经典文学，与他的同学、后来成为文学家的切萨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交好。和当时大多数意大利资产阶级相同，博比奥的家庭也支持法西斯主义。但他进入大学读书和工作后，身边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他也转向了未来所持的左翼立场。

在二战中，他就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是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曾两次遭到墨索里尼的关押。战后他在学界和政界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尤其是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对意大利共产主义有很深远的影响。二战时期的抗争运动让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让他坚定了左翼立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曾在1955年作为第一批受邀的意大利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中国。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非此即彼的，他相信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固有成就。特里·伊格尔顿评价他为“理智上的社会主义，情感上的自由主义”，他也常常因这种立场被定义为自由左派或自由社会主义者。他对意大利共产党有过许多批评，并将这些批评转化为了现实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共产党转向了欧洲共产主义，博比奥与之合作，共同起草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宪章。从大学退休后，他与政治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被任命为终身议员，甚至在1992年差一点当选意大利总统。

博比奥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民主的未来》《权利的时代》《左与右：一个政治区分的意义》等。他常常被定义为一个法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但他也常常吸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智慧。他既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实践家，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自由左派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如是评价博比奥：“二战后对国家的政治气候产生如此真实可见的影响的知识分子，人们很难找到第二人。”

（三）推荐语：

《权利的时代》并不是一本很深奥的书，他是博比奥关于人权问题的论文集。他最核心的立场是，人权具有历史性：“人权，无论它是多么根本性的权利，都是历史的权利，因而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带有新兴自由对抗旧有权力的斗争的烙印。人权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并非同时全部建立，且不会一劳永逸。”他似乎跳出了哲学家的身份，反而站在了历史学家的角度。一般哲学家们论证人权的角度总是从人权本身的价值出发，去论证人权是自然的、绝对的、先验的，是“天赋人权”。但博比奥采用了一种经验解释，认为人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是宗教战争的结果，公民自由是议会对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结果，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则是代表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小农场主的各种运动、壮大并获取各种经验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博比奥认为人权的起源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有关。在欧洲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逆转。人们看待政治不再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而是更多从公民的视角出发，“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战胜了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的传统观念。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重点，也从一个臣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变成了一个公民所要求的权利。在第二部分，他还结合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去解释人权的诞生过程。而之所以博比奥如此重视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它是极其特殊的历史经验：法国大革命是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大革命中发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

人权是历史的，这也意味着人权是随着历史变化的，它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权利的诉求是社会性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权利诉求。博比奥将人权的变化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代人权是最简单的，即自由的权利。第二代人权是社会权利，即社会保障、受教育权等。第三代人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如要求在无污染环境下生活的权利。还有正在伴随着技术革命出现的第四代权利，如对生物遗传信息的权利。可以看出，每一代人权的出现都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关，对人权的这种划分也充分体现了博比奥的历史视角。

尽管博比奥非常强调历史经验，但博比奥也没有忘了他哲学家的身份。他在人权问题中引入了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类历史的方向是否就是人类道德的进步，而他认为人权就是人类道德进步的预示性特征。从历史经验看，人权在过去几个世纪确实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它先是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又从一国之内的公民权扩散为普世的人权。不过，虽然人权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的目标仍没有完全实现，现实中人权的落实还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对于人权的现状和未来，博比奥展现了一个实干家的关怀，向人们呼吁：“今天关于人权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如何证明它们，而是如何保护它们。这是政治问题而非哲学问题。”

四、诺伯托·博比奥《民主的未来》

（一）译本：

诺伯托·博比奥：《民主的未来》，王宇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二）推荐语：

《民主的未来》是博比奥的另一部代表作，被认为是博比奥“最有气魄”的一部作品，曾被《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评为“二战后五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

和《权利的时代》一样，这本书也是博比奥的文章汇集，而且也非常通俗易懂。博比奥称：“在此汇集的所有文章讨论的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且都是基础性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由基础性的问题着手）。它们为对政治抱有兴趣的读者大众而写，并非为那些专家而写。它们就是本该被归类为‘通俗哲学’的那类文章。它们都为一个中心思想所鼓动：要让民主接地气，将它从高高而上的原则境界拉回到有血有肉的利益冲突中来。我一直认为，想要协调那些冲击民主社会的矛盾，这是唯一的途径，沿着这曲折的道路才能解决矛盾，而不是屈服它们。如此这般，才有可能承认民主特有之恶，却不至于丧失信心，放弃改善的任何一丝希望。”博比奥的这种治学态度，或许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胸怀。

在本书中，博比奥深度剖析了现代民主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民主仍有许多“未兑现的承诺”，即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仍存在很大的落差。如现实中仍有无形权力的残存、寡头政治的持久、调停机构的压制、特定利益代表重新聚集的活力、民众参与的中断、公民教育的失败等。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现象是民主的“退化”，而是“当理论迫于无奈屈从于实践需要时，遭到不可避免的玷污”。

博比奥认为一个“民主政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意味着要建立起一套程序规则，通过包容并促进有关利益方可能充分参与的方式，达到集体决策的目的。而这种规则实质上就是法律。法律和权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制定法律，而只有依靠法律才能限制权力。法律对政府的约束必须更甚于对普通民众的约束，让各级权力的行使者最终都向终极权力的持有者负责，即向公众中的个体负责，民主才可能实现。

他认为民主理论的基础不是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念而是个体主义的社会观念。自由主义将个体作为一个微观宇宙，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而个体主义将个体作为不可分割的实体，但能以各种方式与其他类似实体相结合，以便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个更大的实体。前者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后者强调凭借一系列精巧的布局，最终使非专制政治制度的构建成为可能，以超越个体的孤立。

尽管民主的现状存在诸多问题，对民主的质疑和批评也层出不穷，但博比奥仍坚定地相信民主，并认为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他饱含热情地写道：“民主不仅是我们希望，也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承认我与新加入的人们一样，有着激情和天真。追随着前人的研究，我觉得自己不再天真，至少不再那么天真。即使幻想已经破灭，但是我认为激情依然存在，并且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民主不仅仅是在单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张和增强。”

五、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

（一）译本：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卷|当代论争》《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

（二）作者介绍：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2017），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后加入美籍。萨托利出生于佛罗伦萨，曾就读于佛罗伦萨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即留在了佛罗伦萨大学任教，长达二十年左右。之后他转战美国学界，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在美国主流学界享有极高的认可度。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民主理论、政党政治、宪政制度等。《民主新论》是他被中文世界所熟知的代表作，除此之外，他还有Democratic Theory (1962)，Tower of Babel (1975)，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97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1984），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1997）等作品，但很可惜暂未被翻译为中文。

（三）推荐语：

《民主新论》其实所讨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新”，之所以叫《民主新论》，是为了区别于他从前的一本知名作品《民主论》，即出版于1962年的Democratic Theory。在《民主新论》中，萨托利反倒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当时政治理论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拨乱反正”。

第一，他认为随意规定语言意义的现象对知识领域造成了重大破坏。在政治领域中，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这样的政治关键术语，对公众而言都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这让我们无法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无法传播和积累知识。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强势让原本对“民主”的讨论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由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现象的天然重视，马克思主义者所讨论的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而非单纯的政治制度，甚至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而萨利托担心的是，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实际上失去了平等发言的机会。

第三，对民主的讨论出现了一种“对否定的崇拜”的现象。在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对学界有强大的影响力，这让民主理论也不得不陷入无尽的辩论之中。但萨托利担忧地认为，在激烈的辩论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而民主的经验性理论在这场辩论中却无话可说。

这就是80年代政治理论的情况，萨托利认为主流的民主理论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萨托利将这本书的描述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根据侧重不同，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讨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问题，故称“当代论争”；下卷主要讨论自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那些论题，故称“古典问题”。

在上卷“当代论争”中，萨托利主要处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即规范的民主论同经验的民主论之间的张力。所谓规范的民主论，即理想中的民主、对民主的某种理论上的定性。而经验的民主论则从事实概括而来，讨论民主怎样世纪运行、现实世界中民主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而民主的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萨托利的立场是，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讨民主问题的重要线索。

下卷“古典问题”的讨论更具历史性和经验性，重心从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转向了民主的试错过程。自古希腊建立城邦的民主以来，人类已经花费两千多年去追求建立某种可行的大范围民主制度。但建立民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对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权利、代表这些字眼不断进行的痛苦思索。这些字眼的意义，是通过对政治实践中血与泪的经验的集体的历史学习才得以确立的。但是，今天的概念的意义却陷入了一片混乱。萨托利认为，无视过去的经验，只会使过去的错误和可怕现象再次出现，因此必须重新梳理知识的历史积累。这就是讨论古典问题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民主观混乱的时代，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民主的错误。这是萨托利撰写此书的最大现实关怀。毫无疑问，萨托利这次“清理房间的冒险”是极其成功的，他用一种接近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对民主观念进行了一次梳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将主流民主理论重新带了回来，对民主理论的许多概念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澄清。对于大学生而言，这本书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可读性——萨托利将民主的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娓娓道来，让我们可以对民主的关键概念形成清晰而充分的认识。

本文责编 ✎ Z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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